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在舆论和政治上相互声援，政策上相互影响，经济上互相支援与借鉴，中共在接受共产国际援助的同时坚持开展大生产运动，军事上接受援助培训和对苏联军事战略与行动支持呼应，呈现出“适衡”与“张力”并存的双重特质。中共在实践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既灵活使用共产国际提供的援助，又注重结合中国实际调适共产国际的指导政策，及时反馈给共产国际，进而促成共产国际的新认识和政策调整。在这一双向互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日益成熟，形成自身的领导核心，塑造了独立自主的鲜明政治品格。
海外学界关于红色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早且阶段性特征明显。其肇始于革命战争时期在华外国人对中共革命的观察和记录，以红色符号建构为特征；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相关研究关注红色文化的工具性作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社会史的实证研究强调红色文化的动员功能；21世纪以来的研究则重视红色记忆在当代民族主义建构中的作用。海外学界近百年的红色文化研究和阐释，大致存在工具主义与宣传手段视角、文化建构与象征意义诠释、记忆载体建构等话语类型，形成革命符号学阐释、记忆政治学叙事、后殖民主义解构理论等阐释路径，具有较强的理论依附性，且存在意识形态的偏见，将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倾向明显。需要科学评判相关研究，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并积极对外传播，进一步展示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
空间是历史事件发生的舞台，是社会关系、文化意义和权力运作的载体和产物，也是分析范畴和解释工具。就苏区史研究而言，空间思维强调主体地思考问题和全方位呈现历史，帮助更好地阐释关系、总结规律，空间叙事则探讨空间如何被体验、赋予意义并触动人心。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交叉学科，研究“历史的空间”,复原过去的地理并对其进行解释、叙述。以空间思维深化苏区史阐释，以空间叙事讲好苏区故事，以历史地理学拓展苏区史研究新领域，可为理解中国共产党苏区革命和局部执政开辟新的路径。
湘江战役前后，国民党一方面，在湘桂边境重兵云集，以图将红军彻底歼灭；另一方面，依托《中央日报》等媒体，大肆宣扬“‘围剿’胜利”,将红军描绘为“狼狈窜逃”的“匪患”。面对敌强我弱和他者肆意诋毁的现实，红军通过黎平会议果断调整战略方针，确立以西进贵州、寻求战略转折的新路线，实现由被动突围到主动谋局的重大转变。与此同时，红军在政治与宣传战线上展开反击，通过严明的群众纪律、深入的政治动员和灵活的宣传策略，有效粉碎国民党的污名化叙事，塑造了红军的革命形象，凸显了中国共产党在军事行动和舆论斗争中的政治智慧。
从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到1949年解放军南下，闽浙赣游击区的中共组织在空间上远离党中央并孤悬于国民党统治区，在人员短缺、实力对比悬殊、革命环境恶劣、资源极为匮乏等不利条件下，矢志不渝、顽强坚守，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南地区的红旗不倒。长期逆境生存使其组织形态比较特殊，显示出信念坚定、生存顽强、方式灵活的特征，但是也会出现指令前后矛盾与上下级行动不致等情况。这种看似复杂现象背后存在着历史的合理性，反映出中共在斗争中适时调整战略目标，实现革命任务的灵活性。
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命题，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本质要求、力量源泉和评判尺度。当前，党的文化领导权建构面临文化认同危机、文化供需矛盾和科技赋能困境等诸多挑战。“十五五”时期，党的文化领导权建构必须把坚持人民至上贯穿其中。具体路径包括：筑牢意识形态阵地，以凝聚人民共识夯实党的文化领导权根基；优化文化供给，以增强党的文化服务满足人民高质量需求；引导技术赋能，以保障人民数字话语权增强党的文化领导力；激发人民创造，以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厚植党的文化领导权；完善制度保障，以规范人民参与机制强化党的文化治理能力。
延安时期，负责主持全党组织工作的陈云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进行了创新性探索。基于组织上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他从提高党员发展质量、强化党员党性教育、制定可行的干部政策、完善党组织结构等多个方面着手，有效推动了党的组织大发展。这些多项并举的措施展现出因势而化、因地制宜、因势而为的鲜明理论品格和方法论特质。延安时期，陈云为确立党组织架构的基本形态作出重要贡献，有力推动了党的各项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也为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宝贵的历史镜鉴，其理论精髓对当前全面从严治党实践具有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
黄道炫的《铁水流：战时中共革命系统的运作(1937—1945)》以翔实的史料，论述了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规训、政策与贯彻、生存与抵抗系统的具体运作，揭示了革命系统对政党性格特质的塑造，为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及自我身份塑造，增添了新视角。中国革命是一场系统的革命，体现出系统性的运作特征，“系统的革命”与“革命的系统”是革命系统性特征的集中体现。战时敌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推进“系统的革命”,展现出政党的刚性；另一方面，在“革命的系统”运作中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体现出政党的柔性。中国共产党对系统观念的深刻把握与灵活运用，造就了刚柔相济、张弛有度的独特品格。
毛泽东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结合帝国主义时代特征界定中国抗战性质，指出中国抗战是反对外来侵略的正义战争、反对帝国主义的止戈战争和反对阶级压迫的进步战争；以历史案例为参考，立足中国革命实际条件制定抗战的战略战术，强调中国抗战是人民战争、游击战争和持久战；由事即理，借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阐发革命战争规律，强调中国抗战要取得胜利就必须在尊重革命战争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毛泽东以史为鉴指导抗战的思想方法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卓越贡献，也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典范，具有重要启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