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01期
人民至上：党的文化领导权建构的根本遵循
王军;郭美静;党的文化领导权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命题，是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人民至上是中国共产党文化领导权的本质要求、力量源泉和评判尺度。当前，党的文化领导权建构面临文化认同危机、文化供需矛盾和科技赋能困境等诸多挑战。“十五五”时期，党的文化领导权建构必须把坚持人民至上贯穿其中。具体路径包括：筑牢意识形态阵地，以凝聚人民共识夯实党的文化领导权根基；优化文化供给，以增强党的文化服务满足人民高质量需求；引导技术赋能，以保障人民数字话语权增强党的文化领导力；激发人民创造，以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厚植党的文化领导权；完善制度保障，以规范人民参与机制强化党的文化治理能力。
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须把握的重大原则
赵朝峰;张金金;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根本标志。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遵循规律，有所依据，应着重把握以下重大原则：坚持中共党史党建研究的整体性和一体化，科学认识党史和“大党建”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和建党学说，深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团结统一理论和实践；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及主流本质，深入研究唯物史观和坚持正确党史观；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抵制历史虚无主义，强化科学理论思维和规律性认识。
海外中共党史研究中的红色文化阐释
刘本森;海外学界关于红色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早且阶段性特征明显。其肇始于革命战争时期在华外国人对中共革命的观察和记录，以红色符号建构为特征；20世纪50至70年代的相关研究关注红色文化的工具性作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通过社会史的实证研究强调红色文化的动员功能；21世纪以来的研究则重视红色记忆在当代民族主义建构中的作用。海外学界近百年的红色文化研究和阐释，大致存在工具主义与宣传手段视角、文化建构与象征意义诠释、记忆载体建构等话语类型，形成革命符号学阐释、记忆政治学叙事、后殖民主义解构理论等阐释路径，具有较强的理论依附性，且存在意识形态的偏见，将学术问题政治化的倾向明显。需要科学评判相关研究，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并积极对外传播，进一步展示更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形象，提升国际话语权。
苏区史研究的空间维度
庞振宇;空间是历史事件发生的舞台，是社会关系、文化意义和权力运作的载体和产物，也是分析范畴和解释工具。就苏区史研究而言，空间思维强调主体地思考问题和全方位呈现历史，帮助更好地阐释关系、总结规律，空间叙事则探讨空间如何被体验、赋予意义并触动人心。历史地理学是历史学与地理学的交叉学科，研究“历史的空间”,复原过去的地理并对其进行解释、叙述。以空间思维深化苏区史阐释，以空间叙事讲好苏区故事，以历史地理学拓展苏区史研究新领域，可为理解中国共产党苏区革命和局部执政开辟新的路径。
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共与共产国际的互动及影响
张春丽;侯仲凯;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和苏联在舆论和政治上相互声援，政策上相互影响，经济上互相支援与借鉴，中共在接受共产国际援助的同时坚持开展大生产运动，军事上接受援助培训和对苏联军事战略与行动支持呼应，呈现出“适衡”与“张力”并存的双重特质。中共在实践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既灵活使用共产国际提供的援助，又注重结合中国实际调适共产国际的指导政策，及时反馈给共产国际，进而促成共产国际的新认识和政策调整。在这一双向互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日益成熟，形成自身的领导核心，塑造了独立自主的鲜明政治品格。
陈毅与1946年山东、华中地区的军事调处
孔德永;王钦双;1946年的军事调处是抗战胜利后国共博弈的关键环节，也是一场没有硝烟的特殊战场。作为山东与华中地区中共军事力量的最高指挥官，陈毅深度参与了军事调处工作，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和平民主方针，灵活应对复杂局面，展现出卓越的谈判技巧与外交才能，在贯彻停战协定、选派干部、直接谈判、揭露国民党破坏行为、延缓内战爆发、展现中共形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华东解放区赢得了战略准备时间。
黄埔军校生在湘鄂西苏区军事建设中的贡献
朱海;在湘鄂西苏区工作的黄埔军校生普遍具有卓越的军政素质、优良的战斗作风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在湘鄂西苏区军事建设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过硬的军政素质与能力使得他们在湘鄂西苏区主力部队的创建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并在历次战斗中担任重要指挥员。他们积极发扬黄埔军校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军事实践中总结出一系列游击战术原则，创建和巩固了苏区；通过创办军校培养人才，为湘鄂西苏区输送大量军政干部。黄埔军校生群体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为重要军事骨干，继续贡献力量，深刻影响着中国革命的走向。
闽浙赣游击区中共组织形态与行动特征
黄化;从1934年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到1949年解放军南下，闽浙赣游击区的中共组织在空间上远离党中央并孤悬于国民党统治区，在人员短缺、实力对比悬殊、革命环境恶劣、资源极为匮乏等不利条件下，矢志不渝、顽强坚守，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东南地区的红旗不倒。长期逆境生存使其组织形态比较特殊，显示出信念坚定、生存顽强、方式灵活的特征，但是也会出现指令前后矛盾与上下级行动不致等情况。这种看似复杂现象背后存在着历史的合理性，反映出中共在斗争中适时调整战略目标，实现革命任务的灵活性。
湘江战役前后桂系的“让路”与红军的应对
马梓豪;王晓初;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战略转移。蒋介石命令桂系军阀与湖南军阀何键对转移中的红军南北夹击，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而桂系将防线南撤，似有为红军“让路”之意。实际上，桂军南撤，是为防止中央军将红军逼入广西，进而趁机进入广西的自保举动。随后，桂系以追击红军为由派兵入黔，意在谋黔并防止中央军染指贵州，以保障其禁烟罚金收入。此间，红军在湘、桂、黔三省开展广泛的游击斗争和群众运动，充分利用各方矛盾，机智灵活，最后成功“四渡赤水”离开贵州，取得长征的阶段性胜利。红军这一时期的行动，充分体现出中共在复杂环境下灵活运用策略积极应敌的能力，生动展现了伟大的长征精神。